胡適論民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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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胡適看來：「民治制度最先進的國家也不是生來就有良好公民的；英國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訓練出來的」。原發性國家如此，那麼後發性國家呢？胡適很清楚地指出：「至於那些採用現成民治制度的國家，他們若等到『人民的程度夠得上』的時候方才採用民治制度，那麼，他們就永永沒有民治的希望了。」胡適的話有兩個方面的針對性，一是張尉慈、魯迅這樣的知識界人士，另一則是當時的統治層。張魯等人屬於認知上的問題，後者則純粹是藉口，比如當時主政北洋的吳佩孚就是以「組織未備，鍛鍊未成」為理由，其中鍛鍊指的就是民眾的鍛鍊。後來國民黨也是以訓練民眾為由搞「訓政」而不搞「憲政」。胡適不是不注意民眾本身的問題，可是這一問題在當局是無限期的藉口，在魯迅又是「幾代之後」的持久戰。怎麼辦？胡適的看法是現在就實行，因為「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國採用的可能，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」。把制度本身視為一種教育，是胡適的「識見」，這種識見當時並不多見。不言而喻，啟蒙是教育，但制度也是教育。長期以來，我們看重前者，甚至唯重前者，這是受魯迅影響。不應該排斥魯迅式的思想革命，但就民治而言，制度的教育作用顯然比任何思想革命都更直接、更有效；說到底，民治原不是思想革命所能解決和所應解決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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